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
校园新探丨水枪大战+Labubu狂欢！杭城休业式玩出新高度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(tōngxùnyuán) 马磊
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，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(píngdǐ)，黑色字迹，有拉丁文，还有中文(zhōngwén)：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(xiàxún) 董聿茂 先生采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：纵肋织纹(zhīwén)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(de)标本。
在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以下(yǐxià)简称自博(zìbó)）工作了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(cǎijí)的标本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大鲵(dàní)”的(de)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：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，已经(yǐjīng)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(gèng)熟悉：施昕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这天，卢沟桥事变(lúgōuqiáoshìbiàn)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(rénmín)的命运，同样(tóngyàng)，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的(de)支持，就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(dìyīcì)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(dànshì)，在本次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，几乎只(zhǐ)来自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，董聿茂先生不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(děng)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(cǎifǎng)，我去档案室(dàngànshì)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(wǒmen)如何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(pèngdào)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过去是我们放(fàng)“僵尸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(dào)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(xīnguǎn)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(diāobǎo)楼”，就是老自博展厅(zhǎntīng)。一楼恐龙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(èrlóu)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考古所(kǎogǔsuǒ)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(de)油画，请中国(zhōngguó)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，有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(gǔshēngwùxuéjiā)），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(bóbó)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(zài)岗(gǎng)的职工，这件事一直做到(zuòdào)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
她站(zhàn)在边上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油画里的(de)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(nàme)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常常(chángcháng)想起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(dǒng)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(jiàocái)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，从小他就这么叫(jiào)。
毛昭晰的(de)爸爸(bàbà)毛路真和(hé)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(zuìchū)知识(zhīshí)，就来自这件陈列室：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(zìrán)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6日，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(bù)(shuǐchǎnbù)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(gōngyì)等方面的展品，供民众永久(yǒngjiǔ)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，西湖博物馆成立，首任馆长陈屺怀，馆址选择(xuǎnzé)在杭州西湖孤山(gūshān)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正在(zhèngzài)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，他获得(huòdé)京都帝国大(dà)学(dà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(rìběn)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(dàn)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(rén)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，33岁(suì)的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，他开始(kāishǐ)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。
此时的(de)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(zìrán)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(zǔchéng)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(hé)一个鲸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(bù)起来，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(zhuàngkuàng)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(zài)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，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(lìshí)近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(bùbiàn)，却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(jídà)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(bìng)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，有(yǒu)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(shēlì)，活的，把垫(diàn)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，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馆里(guǎnlǐ)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，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(jiāohuàn)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(dà)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(děng)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(yīpái)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，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(shuāngcéng)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(xīnshì)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(dòngwùxué)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(měicì)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(nián)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(zhe)六十多年(liùshíduōnián)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(shēngtàihuánjìng)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(dàngàn)里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更(gèng)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(jiùshì)现在的(de)浙江大学玉泉校区，要建造杭州第一(dìyī)公墓，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(yízhǐ)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(gǔdàng)(gǔdàng)发掘的原意，是让(ràng)他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，觉得太熟悉了，在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(yǐjīng)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石铲(shíchǎn)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和卫聚贤在(zài)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(yígè)池塘(chítáng)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，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(céng)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(shì)一个重大发现，你(nǐ)要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时，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(bàogào)《城子崖》一书，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(yīzhǒng)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(yǒu)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(shāndōng)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(chūtǔ)状况也是如此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(chù)。”董聿茂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(shàngyào)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(tā)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对地质、矿产(kuàngchǎn)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(gānjú)标本，半个月(yuè)前，先生就叫(jiào)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(yòu)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等麻烦的事(shì)！现在理解(lǐjiě)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(xīn)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依照(yīzhào)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执照(zhízhào)。
1936年(nián)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(yī)20日，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(xīhú)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(le)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(liángzhǔ)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(rénshēng)中唯一的(de)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(xiě)完了《良渚》报告(bàogào)，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(zhàopiān)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(wèi)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(de)标本(biāoběn)装箱先行运往后方(hòufāng)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，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(shìbiàn)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(zhèjiāng)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(yìqǐ)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(jùér)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，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(xuézhě)只得另谋出路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(bēnzǒu)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(túshū)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(zìjǐ)的工资拿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(xiān)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(zhíwù)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，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还在印刷(yìnshuā)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(lúnxiàn)。《良渚》的(de)印刷被迫中断(zhōngduàn)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(xīnbǎn)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(pāoqì)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，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，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(jiùgǎo)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，和董聿茂他们汇合(huìhé)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(guǎnyuán)把博物馆迁到了兰溪。一开始(kāishǐ)，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、兰溪，到了永康只剩(shèng)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(juédìng)再度印刷。
但(dàn)是，战事(zhànshì)紧张，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稿子冲(chōng)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，以珍惜学术著作(xuéshùzhùzuò)为重，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(chūzī)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(qù)上海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(gǎozi)，绕道温州(wēnzhōu)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，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更的(de)次子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(kǎogǔ)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，个人(gèrén)都难以保全的时刻，一部(yībù)考古报告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(biāoběn)后，拒绝在敌伪(díwěi)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(nèiqiān)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，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度(zàidù)被迫(bèipò)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，只能解职。他原想去(qù)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(gèng)投笔从戎，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(shēngmìng)最后一刻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(zhèyàng)冥想着(zhe)，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，而我还盼望着(pànwàngzhe)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(shìjiè)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，年仅 28 岁(suì)， 遗有一妻(yīqī)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(xiǎngnián)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(xiěxià)《我所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》，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(liángzhǔ)遗址的过程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，大部分来自(láizì)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(liánxìfāngshì)，采访那天(nàtiān)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，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，他决定根据(gēnjù)这张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人物形象，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进入(jìnrù)自博工作，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(le)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了两件(liǎngjiàn)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(yánjiū)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(huì)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(wǒguó)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(le)《东海(dōnghǎi)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(jiǎqiàolèi)研究的空白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(zhèjiāng)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后，汪宝永是董聿茂招(dǒngyùmàozhāo)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(měitiān)在(zài)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(héduì)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(shènzhì)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，他突然问(wèn)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？我哥哥(gēgē)演(yǎn)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，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(héyǐng)，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，那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(qù)了杭州大华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，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(chéng)了(le)实验室(shíyànshì)，走也(yě)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，还有另一张(yīzhāng)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，很帅(hěnshuài)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(de)(de)董伯伯(bóbó)经常说(shuō)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常是盐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(érshì)为了更好地(dì)收集资料，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(yèwù)一级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(tā)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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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马黎 方涛 通讯员(tōngxùnyuán) 马磊
浙江自然(zìrán)博物院库房。
一只玻璃瓶，酒精泡着几颗白色的螺。一张白色布条沉在瓶底(píngdǐ)，黑色字迹，有拉丁文，还有中文(zhōngwén)：青岛廿五年七月下旬(xiàxún) 董聿茂 先生采。
转过瓶身看标签：纵肋织纹(zhīwén)螺。
这是一件1936年的(de)标本。
在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以下(yǐxià)简称自博(zìbó)）工作了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(cǎijí)的标本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大鲵(dàní)”的(de)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：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，已经(yǐjīng)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(gèng)熟悉：施昕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这天，卢沟桥事变(lúgōuqiáoshìbiàn)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(rénmín)的命运，同样(tóngyàng)，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的(de)支持，就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(dìyīcì)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(dànshì)，在本次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，几乎只(zhǐ)来自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，董聿茂先生不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(děng)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(cǎifǎng)，我去档案室(dàngànshì)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(wǒmen)如何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(pèngdào)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过去是我们放(fàng)“僵尸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(dào)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(xīnguǎn)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(diāobǎo)楼”，就是老自博展厅(zhǎntīng)。一楼恐龙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(èrlóu)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考古所(kǎogǔsuǒ)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(de)油画，请中国(zhōngguó)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，有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(gǔshēngwùxuéjiā)），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(bóbó)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(zài)岗(gǎng)的职工，这件事一直做到(zuòdào)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
她站(zhàn)在边上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油画里的(de)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(nàme)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常常(chángcháng)想起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(dǒng)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(jiàocái)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，从小他就这么叫(jiào)。
毛昭晰的(de)爸爸(bàbà)毛路真和(hé)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(zuìchū)知识(zhīshí)，就来自这件陈列室：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(zìrán)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6日，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(bù)(shuǐchǎnbù)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(gōngyì)等方面的展品，供民众永久(yǒngjiǔ)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，西湖博物馆成立，首任馆长陈屺怀，馆址选择(xuǎnzé)在杭州西湖孤山(gūshān)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正在(zhèngzài)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，他获得(huòdé)京都帝国大(dà)学(dà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(rìběn)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(dàn)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(rén)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，33岁(suì)的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，他开始(kāishǐ)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。
此时的(de)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(zìrán)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(zǔchéng)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(hé)一个鲸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(bù)起来，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(zhuàngkuàng)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(zài)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，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(lìshí)近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(bùbiàn)，却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(jídà)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(bìng)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，有(yǒu)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(shēlì)，活的，把垫(diàn)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，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馆里(guǎnlǐ)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，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(jiāohuàn)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(dà)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(děng)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(yīpái)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，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(shuāngcéng)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(xīnshì)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(dòngwùxué)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(měicì)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(nián)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(zhe)六十多年(liùshíduōnián)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(shēngtàihuánjìng)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(dàngàn)里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更(gèng)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(jiùshì)现在的(de)浙江大学玉泉校区，要建造杭州第一(dìyī)公墓，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(yízhǐ)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(gǔdàng)(gǔdàng)发掘的原意，是让(ràng)他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，觉得太熟悉了，在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(yǐjīng)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石铲(shíchǎn)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和卫聚贤在(zài)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(yígè)池塘(chítáng)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，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(céng)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(shì)一个重大发现，你(nǐ)要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时，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(bàogào)《城子崖》一书，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(yīzhǒng)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(yǒu)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(shāndōng)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(chūtǔ)状况也是如此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(chù)。”董聿茂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(shàngyào)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(tā)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对地质、矿产(kuàngchǎn)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(gānjú)标本，半个月(yuè)前，先生就叫(jiào)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(yòu)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等麻烦的事(shì)！现在理解(lǐjiě)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(xīn)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依照(yīzhào)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执照(zhízhào)。
1936年(nián)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(yī)20日，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(xīhú)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(le)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(liángzhǔ)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(rénshēng)中唯一的(de)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(xiě)完了《良渚》报告(bàogào)，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(zhàopiān)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(wèi)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(de)标本(biāoběn)装箱先行运往后方(hòufāng)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，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(shìbiàn)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(zhèjiāng)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(yìqǐ)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(jùér)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，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(xuézhě)只得另谋出路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(bēnzǒu)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(túshū)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(zìjǐ)的工资拿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(xiān)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(zhíwù)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，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还在印刷(yìnshuā)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(lúnxiàn)。《良渚》的(de)印刷被迫中断(zhōngduàn)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(xīnbǎn)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(pāoqì)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，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，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(jiùgǎo)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，和董聿茂他们汇合(huìhé)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(guǎnyuán)把博物馆迁到了兰溪。一开始(kāishǐ)，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、兰溪，到了永康只剩(shèng)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(juédìng)再度印刷。
但(dàn)是，战事(zhànshì)紧张，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稿子冲(chōng)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，以珍惜学术著作(xuéshùzhùzuò)为重，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(chūzī)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(qù)上海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(gǎozi)，绕道温州(wēnzhōu)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，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更的(de)次子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(kǎogǔ)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，个人(gèrén)都难以保全的时刻，一部(yībù)考古报告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(biāoběn)后，拒绝在敌伪(díwěi)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(nèiqiān)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，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度(zàidù)被迫(bèipò)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，只能解职。他原想去(qù)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(gèng)投笔从戎，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(shēngmìng)最后一刻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(zhèyàng)冥想着(zhe)，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，而我还盼望着(pànwàngzhe)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(shìjiè)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，年仅 28 岁(suì)， 遗有一妻(yīqī)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(xiǎngnián)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(xiěxià)《我所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》，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(liángzhǔ)遗址的过程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，大部分来自(láizì)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(liánxìfāngshì)，采访那天(nàtiān)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，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，他决定根据(gēnjù)这张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人物形象，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进入(jìnrù)自博工作，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(le)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了两件(liǎngjiàn)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(yánjiū)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(huì)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(wǒguó)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(le)《东海(dōnghǎi)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(jiǎqiàolèi)研究的空白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(zhèjiāng)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后，汪宝永是董聿茂招(dǒngyùmàozhāo)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(měitiān)在(zài)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(héduì)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(shènzhì)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，他突然问(wèn)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？我哥哥(gēgē)演(yǎn)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，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(héyǐng)，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，那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(qù)了杭州大华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，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(chéng)了(le)实验室(shíyànshì)，走也(yě)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，还有另一张(yīzhāng)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，很帅(hěnshuài)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(de)(de)董伯伯(bóbó)经常说(shuō)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常是盐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(érshì)为了更好地(dì)收集资料，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(yèwù)一级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(tā)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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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浙江自然博物院（以下(yǐxià)简称自博(zìbó)）工作了28年，马磊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了“董伯伯”采集(cǎijí)的标本，几分钟后，同事发来一张表格，文件名：董聿茂先生采集捐赠标本。
另两件“日本大鲵(dàní)”的(de)标签上，标注：抗战。备注：董聿茂先生从日本带回。
今天知道“董聿茂”这个名字的人，已经(yǐjīng)很少了——他的同事，你可能更(gèng)熟悉：施昕更，良渚遗址发现人。
7月6日是第6个“杭州良渚日”，明天就是7月7日，88年前的这天，卢沟桥事变(lúgōuqiáoshìbiàn)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战争影响了全国人民(rénmín)的命运，同样(tóngyàng)，也影响到良渚文化的命运。
可以说，没有董聿茂的(de)支持，就不会有《良渚》报告的问世，也没有良渚遗址第一次(dìyīcì)科学发掘，也没有今天的浙江自然博物院。
但是(dànshì)，在本次采访之前，我们对董聿茂的所有了解，几乎只(zhǐ)来自施昕更故事的一点点虚影。
“我进馆里时，董聿茂先生不在了，时间已经不等(děng)我们了。因为你来采访(cǎifǎng)，我去档案室(dàngànshì)查，几乎查不到董伯伯的任何资料。”马磊很着急。
今天，我们(wǒmen)如何寻找董聿茂？
前几天，马磊去教工路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会，碰到(pèngdào)考古所的朋友，开玩笑：这个过去是我们放(fàng)“僵尸”的地方，你们知不知道？
1998年1月6日，浙江自然博物馆在教工路71号开馆，2007年11月8日闭馆，2009年7月搬到(dào)了西湖文化广场新馆(xīnguǎn)。现在省考古所的“碉堡(diāobǎo)楼”，就是老自博展厅(zhǎntīng)。一楼恐龙陈列，有毛氏峨眉龙，因为一些恐龙模型很高，还设了一个夹层。二楼(èrlóu)海洋动物陈列厅，从草履虫单细胞动物如何一步步进化到高等级动物。
教工路“碉堡楼”，过去是自博陈列馆，现在为省考古所(kǎogǔsuǒ)
马磊记得，“碉堡楼”每层都挂着科学家的(de)油画，请中国(zhōngguó)美院的学生画的，大概500块钱一幅，有沈括，有杨钟健（古生物学家(gǔshēngwùxuéjiā)），有达尔文。
一楼大厅进门右边靠墙第一幅，挂着董伯伯(bóbó)的油画。
每年大年初一早上，毛昭晰一定会去看望文物战线上在(zài)岗(gǎng)的职工，这件事一直做到(zuòdào)他快90岁。马磊经常大年初一值班，她看到毛爷爷给大家拜完年，还要做一件事，站在董先生的画像前鞠躬祭奠。
她站(zhàn)在边上看着，很感动。那时，对这个油画里的(de)董聿茂，她几乎不了解，只知道，他是老馆长，著名的动物学家。但毛爷爷为什么对他那么(nàme)敬重？
毛昭晰后来常常(chángcháng)想起那块始祖鸟模型。
西湖博物馆，是他童年最喜欢去的地方，那块模型，就放在董(dǒng)伯伯特意开辟的生物教材(jiàocái)陈列室里。
董伯伯，从小他就这么叫(jiào)。
毛昭晰的(de)爸爸(bàbà)毛路真和(hé)董聿茂是同事和好友，一个教数学，一个教生物。三四岁，爸爸就带他去西湖博物馆拜访董伯伯，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，是博物馆山坡上铁笼里养着的几只猴子。
但他对进化论的最初(zuìchū)知识(zhīshí)，就来自这件陈列室：“董伯伯用生动形象的实物或模型配合中小学的自然(zìrán)课程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。”
毛昭晰(máozhāoxī)出生那年，1929年6月6日，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湖博览会，分“八馆二所”，其中博物馆设水产部(bù)(shuǐchǎnbù)、植物部、动物部、昆虫部、（广西）瑶山部、矿产部及动物园等。博览会闭幕后，当局决定成立“西湖博物馆”，以长期收藏有科学价值的地矿、动植物和工艺(gōngyì)等方面的展品，供民众永久(yǒngjiǔ)参观及研究。
同年11月，西湖博物馆成立，首任馆长陈屺怀，馆址选择(xuǎnzé)在杭州西湖孤山(gūshān)南麓平湖秋月、中山公园(zhōngshāngōngyuán)之间，也就是今天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。这是浙江省的博物馆事业肇始的标志。
那年，董聿茂正在(zhèngzài)日本留学。
1928年3月，他获得(huòdé)京都帝国大(dà)学(dàxué)动物学系学士学位。1928年4月进帝国大学大学院（研究院）继续深造，攻读甲壳动物学，1930年3月获帝大博士学位。
他原打算继续在日本(rìběn)搞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工作，积累较多的科研成果再回国。但(dàn)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迹象越来越明显，旅日中国学人(rén)处处受到岐视和监视。他决意中断研究工作，提前回国。
1930年(nián)7月，33岁(suì)的董聿茂乘海轮从日本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。
受陈屺怀的邀请，他开始(kāishǐ)担任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主任兼技师。
此时的(de)西湖博物馆由历史文化部、自然(zìrán)科学部、总务部和会计室三部一室组成(zǔchéng)。董聿茂带回国一批采自日本、中国台湾的标本，成为西湖博物馆第一批自然标本藏品的主体。
但是，自然科学部此前的收藏品，只有西湖博览会留下来的几块矿物标本和(hé)一个鲸头骨标本，连一个陈列室都搞不(bù)起来，董聿茂决心尽快改变这一状况(zhuàngkuàng)。
1931年初，他带着自然部的青年人先在(zài)浙江天目山和宁波天童采集动、植物标本，接着从宁波沿海南下，在福建、台湾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采集海洋生物标本，历时(lìshí)近一年。之后，他又深入祖国西部青海、西康，那时候交通很不便(bùbiàn)，却运回牦牛、羚羊等大型标本，极大(jídà)地丰富了自然类藏品，并(bìng)超过了历史部的馆藏。
儿子董振一，今年92岁，他记得，爸爸去大西北采集标本，有(yǒu)一次从马上摔了下来，受了伤。他回家，却带回来一只猞猁(shēlì)，活的，把垫(diàn)着的帆布都撕烂了。
1933年，董聿茂接任西湖博物馆馆长。他知道仅靠馆里(guǎnlǐ)力量采集标本依然不够，带着馆员开展国际间标本交换(jiāohuàn)，以丰富馆藏，当时交换到了鸭嘴兽、袋鼠、鸸鹋、大(dà)极乐鸟、湾鳄、泥螈、日本大鲵、堪察加拟石蟹等(děng)珍贵标本。
1934年西湖博物馆职员合影，一排(yīpái)C位为董聿茂
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在北平成立，董聿茂先生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，并参加庚子赔款分配，为西湖博物馆得到一些经费，用这些经费建造了一幢双层(shuāngcéng)砖木结构的(de)新式(xīnshì)展厅——动物陈列室。他与秉志(yǔbǐngzhì)、寿振黄、朱洗、贝时璋等著名动物学(dòngwùxué)家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，并创办学术刊物《中国动物学杂志》。
西湖博物馆名声大振。董聿茂对小毛说，他每次(měicì)下乡都会有很大(hěndà)的收获，博物馆的藏品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搜集起来的。
1997年(nián)，毛昭晰在《怀念董聿茂教授》中写道，浙江自然博物馆（今浙江自然博物院）的标本馆里，还保存着(zhe)六十多年(liùshíduōnián)前董伯伯亲手采集制作的许多珍贵的标本。由于自然生态环境(shēngtàihuánjìng)的变化和人类的滥捕滥杀，这些标本中的一部分动物恐怕再也采集不到了。
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份档案(dàngàn)里，我们看到了三个名字：
地质矿产绘图整理员施昕更(gèng)
1936 年，杭州古荡，也就是(jiùshì)现在的(de)浙江大学玉泉校区，要建造杭州第一(dìyī)公墓，动土时出了一些石器，引起了筹备中的吴越史地研究会的注意。
经卫聚贤倡导，5月 31 日，由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(yízhǐ)作了一天的(de)试掘。本来，西湖博物馆派施昕更参与古荡(gǔdàng)(gǔdàng)发掘的原意，是让(ràng)他绘图记录发掘的地层，但施昕更“不务正业”，见到古荡已搜集的石器后，觉得太熟悉了，在他的故乡良渚，已经(yǐjīng)是司空见惯的东西，他觉得应与古荡出土的石器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。古荡试掘后第二天，他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，除了石铲(shíchǎn)之外，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制的石器。
董聿茂和卫聚贤在(zài)杭州古荡遗址
11月3日，他和董聿茂一起去了良渚附近的棋盘坟一个(yígè)池塘(chítáng)，因农民戽水灌田，池水已干，发现了几块黑色的陶器碎片。开始以为可能是乌甏的碎片，因为良渚西北的瓶窑镇曾(céng)以烧制优质乌甏出名。
“这些东西很古，说不定是(shì)一个重大发现，你(nǐ)要好好钻研一下，不懂时，可以找些资料看看”。董聿茂说。
施昕更马上去省图书馆查看了资料，得考古报告(bàogào)《城子崖》一书，又参照考古书籍加以研究，才知道这是一种(yīzhǒng)黑陶碎片。他捡到的陶片有(yǒu)石器在同处发现，而山东(shāndōng)龙山城子崖遗址的遗物出土(chūtǔ)状况也是如此，这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他认为良渚很可能与城子崖一样，是一个古文化遗址所在地。他跟董聿茂说，准备写一个报告。
“考古学虽不同于生物学，但在(zài)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(chù)。”董聿茂鼓励他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一边指导他写文章要写实在的东西，不要发空泛的议论；画图上要(shàngyào)从实物进行摸测，搞清其厚薄变化。
1984年，浙江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，韦植是第一任馆长，今年96岁。他(tā)说，董聿茂是甲壳类动物专家，但对地质、矿产(kuàngchǎn)、植物以至历史、考古等工作一视同仁，充分支持。有一次，他去黄岩县征集柑桔(gānjú)标本，半个月(yuè)前，先生就叫(jiào)他先阅读黄岩县志和有关柑桔品种的书籍，“到柑桔场时，我就勉强混充半个专家。回来后又(yòu)要我写一篇柑桔品种的调查报告，他具体地给我指导和修改。当时我想出差不过一星期，哪有这等麻烦的事(shì)！现在理解(lǐjiě)这就是培养我科研能力和撰写学术论文的基本功。”
同样，董聿茂对施昕更的新(xīn)发现非常重视，由馆方依照(yīzhào)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《古物保存法》第八条之规定，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，取得采掘执照(zhízhào)。
1936年(nián)12月1—10日、26—30日，1937年3月8日一(yī)20日，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(xīhú)博物馆对棋盘坟、横圩里、茅庵前、古京坟、荀山东麓以及长明桥钟家村等六处遗址进行了(le)试掘，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，并且，这期间经调查，发现了以良渚(liángzhǔ)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。
这是他28年短暂人生(rénshēng)中唯一的(de)田野考古，也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。
1937年4月，施昕更已经写(xiě)完了《良渚》报告(bàogào)，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，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，照片(zhàopiān)制版交给了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。
7月7日，“卢沟桥事变”爆发，西湖博物馆为(wèi)躲避战火，必须南迁。董聿茂把图书资料、仪器、工具和日本侵略者最想得到的(de)标本(biāoběn)装箱先行运往后方(hòufāng)。为防备标本在转运过程中落入敌手，他对所有标本的标签作了重新编写，隐去采集地点和时间。
八·一三事变(shìbiàn)后，江南局势日益紧张，杭州随时有沦陷的危险。董聿茂和浙江(zhèjiāng)图书馆馆长陈训慈教授一起(yìqǐ)去找当时的教育厅长许绍棣，两个馆当时都隶属于省教育厅。
许绍棣对这两位学者拒而(jùér)不见。许多年之后，陈训慈先生和毛昭晰谈起这件事时，依然(yīrán)气愤。
两位学者(xuézhě)只得另谋出路。
陈训慈到处奔走(bēnzǒu)，筹集了一些款把文澜阁四库全书、浙江图书(túshū)馆的图书和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抢运到了大后方。董聿茂把自己(zìjǐ)的工资拿出来，作为抢运博物馆财产的费用。
西湖博物馆的文物和标本先(xiān)向富阳、永康迁移。为避战火，3万余件珍贵植物(zhíwù)标本疏散在余杭农牧公司，却遭过路日军放火焚烧殆尽。
而此时，《良渚(liángzhǔ)》报告还在印刷(yìnshuā)之中。施昕更独自暂避良渚，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。
但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。1937年12月24日，杭州沦陷(lúnxiàn)。《良渚》的(de)印刷被迫中断(zhōngduàn)，没有印成，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(xīnbǎn)（印刷用的底版）也无法带出。他不得不抛弃(pāoqì)相依为命的研究室，但这份报告，绝不能丢——“科学工作者必须以‘最后一课’的精神，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。”他写道。
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，自己带着一部《良渚》旧稿(jiùgǎo)，赶去博物馆所迁移的驻地，和董聿茂他们汇合(huìhé)。
此时，董聿茂带着钟国仪、钱惠馨夫妇以及顾剑谊、毛树森等馆员(guǎnyuán)把博物馆迁到了兰溪。一开始(kāishǐ)，博物馆有10人与董聿茂先生同行，经由富阳、兰溪，到了永康只剩(shèng)5人。
看到稿子完好无损，董聿茂决定(juédìng)再度印刷。
但(dàn)是，战事(zhànshì)紧张，馆里还有5人需要生活，只有两三百块馆费，生活勉强过得下去，但要印书就无法办到了。
董馆长带着稿子冲(chōng)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，以珍惜学术著作(xuéshùzhùzuò)为重，要求拨款付梓。
秘书长看完稿子，同意由浙江省教育厅出资(chūzī)印刷。
此时，陆路已经不通，只能走海路。温州是无法印了，只能去(qù)上海。
于是，施昕更的好友和同事钟国仪带着稿子(gǎozi)，绕道温州(wēnzhōu)，乘船去了当时已经是“孤岛”的上海付印。同时，又委托著名考古学家、时任“吴越(wúyuè)史地研究会”总干事的卫聚贤先生校对。
此时，施昕更的(de)次子建良患病，医治无效夭亡。
国难当头，田野考古(kǎogǔ)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，个人(gèrén)都难以保全的时刻，一部(yībù)考古报告，在他们的接力中竟活了下来。1938年秋，《良渚》报告终于由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，公之于众。
毛昭晰先生捐赠给良渚博物院(bówùyuàn)的《良渚》报告
杭州沦陷期间，钟国仪做完鲸鱼骨骼标本(biāoběn)后，拒绝在敌伪(díwěi)馆内工作，去了私立学校教书糊口，解放后回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，1987年去世。几张抗战内迁(nèiqiān)老照片中的(de)唯一女性，就是钟国仪的太太钱惠馨，2001年去世，现在自博的华南虎标本，就是她参与做的。
1938年春，西湖博物馆在迁徙途中再度(zàidù)被迫(bèipò)缩小编制，施昕更无法再留下来，只能解职。他原想去(qù)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，但因学历太低，没有申请成功。董聿茂推荐他去瑞安工作。
1938年五六月间，施昕更(gèng)投笔从戎，担任浙江省瑞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秘书一年，直到生命(shēngmìng)最后一刻。
“最后，我这样(zhèyàng)冥想着(zhe)，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，而我还盼望着(pànwàngzhe)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，在焦土瓦砾中，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，同胞血和泪的遗迹，供世界(shìjiè)正义的批判......”卷首语最后一段，他这样写着，等待再次回到良渚。
1939年5月29日下午，施昕更在瑞安县立第二医院二号病房去世，年仅 28 岁(suì)， 遗有一妻(yīqī)一子，子仅 8 岁，名叫施忆良——回忆良渚。2025年6月6日，施忆良去世，享年(xiǎngnián)94岁。
董聿茂后来写下(xiěxià)《我所知道的施昕更先生》，我们今天对施昕更发现良渚(liángzhǔ)遗址的过程，以及《良渚》报告如何在战火中保存下来细节，大部分来自(láizì)董聿茂的描述。
马磊没有董振一的联系方式(liánxìfāngshì)，采访那天(nàtiān)，讲到董伯伯的油画，她突然想到了“阿东”。
1999年，王卫东在董振一家里见过一张家庭合影，他决定根据(gēnjù)这张董聿茂(dǒngyùmào)的人物形象，创作一张董聿茂的油画。中国美院油画专业毕业的他，后来进入(jìnrù)自博工作，现在专攻自然油画。2012年，他出版了(le)“人与自然”作品集，第一张，便是董聿茂。创作时，他加入了两件(liǎngjiàn)原本合影里没有的物品：显微镜和大龙虾。
归来报国——中国甲壳动物研究(yánjiū)奠基人董聿茂 布面油彩 2001年 王卫东 绘(huì)
大龙虾和大黄鱼都是董聿茂的研究对象。他是我国(wǒguó)甲壳动物研究奠基人，1986年，88岁，完成了(le)《东海(dōnghǎi)深海甲壳动物》的编著任务，发现了大批新记录和新种，填补了我国东海深海甲壳类(jiǎqiàolèi)研究的空白；1989年，91岁，他主编了我国第一套门类较为齐全的地方动物志八卷本《浙江(zhèjiāng)动物志》书稿共460余万字全部完成。
恢复研究生制度后，汪宝永是董聿茂招(dǒngyùmàozhāo)的第一个研究生，毕业后留校做董先生的助手。那时，董聿茂已经80多岁，给他开了“甲壳动物学”这门课，几乎每天(měitiān)在(zài)显微镜下绘制甲壳动物标本的整体及分解特征图，他画完一张实物图，董先生要和标本核对(héduì)很多次，反复修改后才定稿，一张图的定稿有时候都要花一个多月甚至(shènzhì)更久。
“你知道那部(nàbù)讲施昕更的话剧吗？”
在跟王卫东打听董振一先生的联系方式时，他突然问(wèn)。
“你觉得好不好看？我哥哥(gēgē)演(yǎn)的董聿茂。他叫王向东，是良渚博物院的志愿者。”
董聿茂家庭合影(héyǐng)，以及他各个时期的照片
董振一看着王卫东手里的这张照片，那时候他四五岁，全家去(qù)了杭州大华照相馆(zhàoxiàngguǎn)，也就是抗战离开杭州前夕。
晚年，爸爸的卧室还放着显微镜、解剖镜和盛满标本的大大小小的瓶子，几乎成(chéng)了(le)实验室(shíyànshì)，走也(yě)走不进去。两副远近视眼镜轮替戴着，还拿着放大镜仔细核查每个标本的特征，“每顿吃饭都得三请四请才肯出来。”
他常想起的，还有另一张(yīzhāng)老照片，爸爸穿着长靴，背着猎枪，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，很帅(hěnshuài)。
很多人回忆里的(de)(de)董伯伯(bóbó)经常说(shuō)一句话：钱要花在刀口上。韦植说，董伯伯来馆上班，中午自己带饭，常是盐鸭蛋一只，开水一杯，但馆里仪器和设备的添置上，显微镜、解剖镜、幻灯机、照相机都是蔡司、莱卡等名牌，有些仪器一直用到20世纪80年代还是完好的。
“他不是奢侈，而是(érshì)为了更好地(dì)收集资料，工具一定要最好的。”董振一说。
1956 年工资改革时，浙江省教育厅(jiàoyùtīng)把张宗祥（浙江省图书馆馆长）和董聿茂定为业务(yèwù)一级。董先生说：“阆公（张宗祥）是国学大师，他(tā)当教育厅长(jiàoyùtīngzhǎng)时我还在中学读书，不可与他并座。”只肯拿二级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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